我进入乙肝领域是在“文革”十年的后期。一天，领导我们的工宣队师傅通知我，根据需要，同意我可以开始研究肝炎了，我喜出望外。大概是我去过贵州培养过赤脚医生，又担任过工农兵试点班的老师，所以我可以涉足近十年科学研究的禁区了！

记得为学习病毒技术，我曾申请去上海防疫站病毒室学习。他们那里对传统病毒学实验技术有较好的基础，还曾分离出“红眼睛病毒”（微小RNA病毒科70型）。当时因为我已在免疫学领域有“小名气”，他们认为我不是认真的，就拒绝了我，但是容许我站在他们实验室窗外，学习组织培养等技术，至于病毒学其他技术，基本是与免疫学相同的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乙肝病毒不能感染大部分体外培养的细胞系，分子生物学才是从事乙肝研究的基础。但是，这些“窗外”的学习也让我“自学”了些病毒学的基本技术，为我以后从事其他病毒研究打下了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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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，我国乙型肝炎表面抗原（HBsAg）携带者高达10%左右，至于感染率（即有乙肝病毒的抗原或抗体）更是高达60%左右。我国因此曾被称为“乙肝大国”。

当年，我曾对讲课班上的学生做了检测，结果HBsAg携带率也有7%。这对我是个极大的刺激。这些优秀的医学生是我们的接班人，作为HBsAg的携带者，他们是否能胜任今后的任务？作为HBsAg的携带者，对他们从事的医学学科是否应有限制？

随着对乙肝病毒的进一步认识，我更了解，经母婴传播感染的乙肝病毒感染者，会发展为慢性感染，很难治疗。其中一部分可能会发展为慢性肝炎、肝硬化，甚至肝癌。这些事实在生活及工作中不断打击着我，使我困扰、忧虑。

令我感慨但又欣慰的是，一次在我给学生讲完公开课后，一位男青年奔向我的讲台，含着泪水告诉我，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一个招聘考试，但是因为HBsAg阳性，未被录取。他问我，如果他通过考试，我们是否会录取他为研究生？我回答说：“当然，欢迎你参加攻克乙肝的队伍。”后来他如愿以偿，来到了我们实验室。完成学业后，他出国深造，继续从事微生物学研究，还不忘回国后，特地给实验室送来了鲜花。

还有一位研究生也是HBsAg阳性，但他在学期间不幸从无症状感染者发展为乙肝患者，住进了肝炎病房。我们保留了他的学籍，经常去探望他，鼓励他积极接受治疗，保持乐观的态度。等他好转出院后，我不再让他做比较辛苦的实验，而是安排他与生物信息学单位合作，用数字化的信息分析中国乙肝毒株的S、C、X等基因的特点，发表了学术论文，身体也恢复了健康。

多少年来，我们实验室从不歧视乙肝感染者，并将这一理念拓宽至家庭和社会。我们亲属、同事中的乙肝感染者都受到了公平、正确的对待。

多年来，无法彻底治愈乙肝病毒携带者是我回避不了的心头之痛。这些无处不在的感受，很自然地构成了我与乙肝独特的情缘。广大的乙肝患者至今仍是我难以放下关怀的兄弟姐妹们。献身攻克乙肝的事业，我无怨无悔。我相信愚公移山的精神，如果我不能完成治愈乙肝患者的事业，但是会有更多的同志前仆后继，我相信自有后来人。

——摘编自闻玉梅著《我的乙肝情结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
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3年07月03日 11版）